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本校读了两年专科、一年本科，当了三年助教，打倒“四人帮”后又调回母校工作了20年，直到1998年底退休。一生的关键学习时间和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本校度过，回忆起期间师长们给予我的特别关爱，让我如沐春风，如沐旭日，血流加快，心潮难平。
（一）
关系密切，对我如何治学指导最多的当数先师刘知渐教授。首先是他的宽容大度令我感动不已。1958年“大跃进”来了，全校师生开赴南桐采矿炼钢，市委宣传部门缺人手，刚读中文专科二年级的我被抽调到市里新闻单位搞采访，年底才回到学校。整个学期大家几乎都没有上过几节课，期末考试因而改成了用写大字报代替。当时刘知渐教授已是全国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1955年作家出版社选编的《三国演义论文集》便收了他的两篇文章，正担任我们年级唐宋文学课程。我从一大堆散乱的油印讲义中清理出几页他编写的关于李清照的讲义，用“抓辫子，打棍子”的流行方法，写成一篇约两千字的大批判文章，充作考试答卷，不意校刊居然拿出去刊载出来。即使是在极“左”思潮泛滥，青年无不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助教文隆海老师见了都说好杂文笔法虽好，但批判太过，不同意我的观点。可是刘老师不愠不怒，毫不在乎，反而认为这个学生基础尚好，可堪培养。１９５９年我留校任助教并不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也就是说刘老师并无指导我的责任和义务，他却主动对我说：“你虽是专科生，但我发现你的学业根基和分析能力不弱，我愿把你当成研究生来培养。”
当时中华书局正委托他给《中华活页文选》注释、翻译《史记·屈原列传》，他竟将这一难得的任务无私地拿给我来完成，藉以训练我的基本功。我学着注释、翻译了约１／３，他几次三番地替我修改稿子。不久他从川师刘君惠教授处得知该校汤炳正教授对《屈原列传》文字有重要的校正信息，立即告诉我说：“这一研究成果必须参考。”但当时该文尚未发表，注释工作只得中辍下来。
在学术界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中，刘老师的论文得到李希凡等不少名流的好评，北京有关部门还致函我校对他作深入了解。受此鼓舞，他一气分成上、下部的《曹操评传》，并准备搞《曹操集注》。一天，他手持一部四部备要本《三国志》找我说：“我曾向卫聚贤学习治学方法，梁启超、卫聚贤师徒每研究一个课题，都要抄录十万、百万字的资料。研究作家先编年谱，是少不了的基础功夫。你来学编《曹操年谱》，一方面可同我的两个课题配套，一方面也可以从中学习如何排比系联资料，以助弄清作品时代背景，探索作家思想历程。”在讲完如何编年谱后，他将手上的书放在我的案头说：“这部《三国志》就送给你，大段文字不必抄录，直接从书上剪下来贴在相应位置就行了，这样可以节约些摘抄时间。”你看，老师为自己的学生想得是何等的周到！
我们师生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刘老师不吸烟，爱喝酒。师母不在身边，本是斗室的宿舍显得凌乱，到处是书籍和酒瓶。许多治学要领和具体知识，常在我“侍坐”的闲谈中传授。他告诫我：“千万不要读了选本就去写有关于某个作家的评论文章，那样你会被选家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注意通读全集，有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才谈得上作出正确的评判。“１９６２年前后，我有时在《重庆日报》副刊和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发点短文，市文联将我列为了培养对象。刘老师教诲我不能止步不前，要进一步学会写五千字规模的文章。有时他也让我帮他抄手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学习机会，先睹为快。他却往往在作交代是授权给我说：”你如发现诸如用词不确切之类的问题，直接更改了就是。“他学识那样深厚，文笔那样流畅，然而在学生面前还如此谦逊！
“文革“中我”流落“到工厂子弟小学教”戴帽班“。他为一篇《也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1963年遭到时任《光明日报》社长后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的批判，“文革”中自然”升格“成了”反革命，被流放到綦江鸡公山农场劳改。但我们师生间还有书信往还。他在农场喂牛，写信自署老牛。特别令我钦佩的是，他几次向我借古代作家文集，身处逆境都不忘治学，这表明就在“四人帮”猖獗的年代，他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也未丧失信心。
打倒“四人帮”后，他在学术上重新焕发出了青春，我也于1979年调回母校工作。1980年他写了两篇韩愈、柳宗元比较研究的论文给本校学报，同时摘编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开展讨论的综述资料给我，说：“送给你拿去发表，稿费买书。”我感谢老师的美意，将文字略作润饰署名“施富文”送到学报，于1981年1期附在几篇有关韩柳的文章之后一起刊发出来。学报编辑孙成武老师问我为什么不用本名而署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我如实报告说：“施富文者，谐音'老师所附之文'也，即便是学术综述文章，我也不敢掠美。”稿费20元，按刘老师意见我去买了一部《续资治通鉴》，由他毛笔题辞：“搞文学的，要学习一点历史。符廷桂 知渐”。他同时口头补充道：“不仅要学习历史，还要读读法律。”这是给我治学津梁，要从多个相关学科的联系中去认知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力求减少片面性。
我正是在他的这一指引下，从法律对社会和个人思想言行存在制约的角度，结合参考《唐律疏议》《宋刑法》去读唐宋传奇和话本小说，从而对作品人物性格有了新的认识的。刘知渐老师自学成才，也曾拜门于马一浮在乐山复性书院学儒学，青年时期即以频发史学论文崭露头角。抗战中他远赴新疆就任“新疆学院”副教授并兼附中校长。后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合格，又经陈布雷面试一小时内写一篇千字文过关，拟派往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幸好他征求老年人张秀鸾意见，张说：“侍从二字何以侍天下侍”，于是他放弃了从政而继续走学术之路。解放初公安部门发现他曾写过一篇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因而被拘劳改了一年半。释放出来后，他一面拉板车为生，一面继续写学术论著，1956年接受招聘来到我校执教。由于政治情况不好，他三十年间未评职称，未涨工资。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校还是借重刘老师在学术界的声望，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专家组审定，才创建了第一个研究生点，学校因此晋升成了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我中年以后才教古代文学，必须从源头先秦文学抓起，而且后来又调到了学报，他忙于完成元代文学的大课题，同时指导着唐宋文学研究生，因此我登门讨教日稀。但他仍关注着我，学科及刊物《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发了我《阜阳汉简〈诗经〉校读札记》，他见了就鼓励我应把《诗经》的校释工作继续做下去。他特别给我指出，不能稍有心得就写文章，一定要就所研究的课题能提出属于自己独到而且对学术界有参考价值的见解，才发而为文。我知道，他一生就是这样严谨治学的。他的论著至今还闪着光彩，为学术后辈的成长提供营养。刘老师呵刘老师，我一定谨遵你这一训示，把它作为我毕生追求的治学标准。
（二）
１９６２年夏我复学后，专学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免修了包括政治课在内的其余课程。在重师中文系二年级读书的这一年里，先师赵克钢教授让我受益良多。１９５７年他因一句戏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锅魁饼子政策－-又打又揉“当了右派，贬为资料员。１９６２年他一摘帽就十分乐意、积极地挑起教学重担。我长期珍藏着他编写的厚厚两本古汉语讲义，全由他亲手用钢板一字一字刻写油印出来。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文字学、音韵学，更在课外拓展深化课堂的教授，此外还讲诗文赏析、写作等方面的知识。我与几位一起复学的同志常如约去他家中听讲，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１９７９年我调回本校后，在他指导下编写《汉语大字典》。１９８０年我评讲师职称的依据是编字典的一份字稿，其实是经他删定而成。他还介绍我参加他为理事的中国训诂学会进行研习。１９８３年我离开字典组到古代文学教研室后，他仍时时关心着我，从学业到行为举止，无微不至。那时我个人住校，长期吃食堂。一天中午拿盅盅打了饭，也像学生一样一边吃一边走。路上正巧碰到赵老师，他笑着对我进行批评：“廷桂呀，身为教师，怎么还这样不注意观瞻！“从此我再也不敢边走边吃，哪怕是冬天，饭菜一敞风就冷，也要待拿回宿舍才开始吃饭。１９９５年５月，他已８０高龄，还特意将他新出版的一部音韵学专著题辞送我，教诲我为学做人都要”慎思明辨，在实事求是中买进！”
蒋洛平教授是在学识、人品两方面都令我敬佩的老师之一。１９５７年我们进校当学生，他才三十来岁，刚从党校调来主讲中文科一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课，而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助教反比他大一岁。他仓促上马，来不及编写讲义，上课连提纲也没有，随意发挥，但条理明晰，分析透辟，语言精练，快慢适中。我每节课都要记下好几页笔记，没几周便记完一本。常被没记完笔记的同学借去抄补。留校以后我进一步知道了蒋老师为人正直，学识广博，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哲学，无所不窥，尤其长于思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便发表不少研究论文。我们师生间因专业不同而接触不多，但我在诸如评职称、发表学术争鸣文章遇到阻碍时，他都在道义上给我以支持。我还知道，反胡风时，从年龄上讲他还只是一个青年，竟然受到隔离审查。打倒四人帮后清理档案才知，运动结束给他定了荒唐得无以复加的“胡风思想影响分子”。“反胡风”本身就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误友为敌的大错，而仅仅受到“思想影响”便扣上一顶“分子”的帽子，敌我矛盾扩大化得简直没了普。难怪1961年前后反“修”中抓他的所谓“修正主义观点”。连他讲授闻捷的《苹果树下》学生反映极好也横生枝节，受到批判。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他怎么可能还提笔撰写论文呢？给他“落实政策”时他已行将退休。我曾劝蒋老师把满腹学问倒写出来，他苦笑着说：“多年不动笔，连写封信都既懒且难了，长篇大论更不知该从哪里写起。”这却是实情。可惜呵可惜，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几十年来遭到埋没，本该定位于我校上空万人仰视的学术卫星没能升起。这是我们学生的不幸，更是学校和学界的不幸！
周邦式教授是一位清瘦慈祥精神矍铄的老人，50年代中期由西师调入我校。我1960年第一次登台试讲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广泛参考，东摘西抄，写了一两万字的讲稿。当时年轻记性好，写了就能成诵，于是讲课成了背文章，费力不讨好。周老师指导我说：首先钻研教材，做到烂熟于心，接着考虑讲授步骤和方法，最后只写一千字的提纲就行了。我以后照此备课没收事半功倍之效，一次到他宿舍小坐，针对我专科都没读完就抽出来当助教的实际，他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上海大学等校，他先后开过三十几门课，不仅主要是社会科学的课程，还有自然科学的课程。师母在一旁补充道：“要供儿子周乐群三兄妹读大学，不多教课不行啊。”周老师接着说：“我谈的目的目的是告诉你一个人的知识，不可能在几年大学里就完全获得，主要还赖在工作需要推动下不断地汲吮、积累，毕生的去刻苦学习。你要树立信心。”1963年夏他支持我转到西师就读，临行以“转益多师”四字相勉励。周老师经历丰富，学问渊博，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解放初还互通书信可这种“光辉出身”他从不加以炫耀，我是在一次闲谈中（大约是读毛泽东的《蝶恋花》）师母偶然提到她认识杨开慧还有点亲戚关系，由此追问才知道的。他还编过《中央日报》副刊。我曾见张恨水的儿子写的回忆文章提到他父亲的某部小说，便是周邦式拿去连载出来的，可惜周老师悲惨地死于“文革”。要不然从他口中里不仅可以继续学到许多知识，单是早期的革命史料、文坛掌故之类的东西，就足可记录整理几大本。这又是我作为学生的不幸，也是学校和社会的不幸！
教历史的余也非教授也是自学成才，长期在我校“坐冷板凳”。1957年我曾选修他与刘云樵合开的《中国通史》课，但余老师的湖南方音我听起吃力，因此对他的课只是应付，留校后也不向他讨教，打倒四人帮我重新调回到中文系，见面也只点头致礼而已。一天，他招我去他家里，从书架底部取出厚厚一叠稿子，标题是《清代文学史稿》——我知道他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都很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出了好几部专门史而在浙江大学当上教授，与缪钺有交谊，但还是不解地问 他怎么想起去写文学史呢？他说：“中文科后来取消了中国通史课，我不能白拿人民的钱不干事呀，于是广泛搜集阅读资料，写成这部稿子，准备开断代文学史课程，却没机会派上用场。现在我特意找出来送给你，供你教学参考。”扶持学生，一片丹心。可是我只教了几届先秦两汉文学，便因中文系人才济济，副教授指标轮不上我而忍痛离开，于1987年底到学报上岗当了编辑。余老师慷慨赠送的《清代文学史稿》，可惜仍然没机会派上用场。每当我翻检书橱看到这部先师手稿，感激与无奈的心情常相伴而生。他的”非课题“巨著《中国古代经济史》。经北京多位著名专家审阅，认为很有学术价值，重庆出版社动用”专门用于资助出版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给他精装出版。似乎我校至今还无第二人享此殊荣。可叹该书尚在印刷厂排版之际，未及亲见他就仙逝。
还有讲课生动的龚 鵷老师，长于“赏析“的陈守老师，治学严谨的徐庚陶老师，和蔼可亲的何宗元老师、田楚侨老师、郑异材老师，以及我给他当助教的张树福老师……他们的教诲和音容笑貌，常常在我脑海浮现，师恩岂难忘记。
（三）
让我感触颇多的是本校早期领导人。他们廉洁奉公，待人坦诚，作风踏实，工作深入，堪称后继者的楷模。
1957年底，一连几天都见到一位身着深灰色棉袄，口说普通话的中年男子道我们小班与同学一起打乒乓球。熟了一问，才知他是新从北京调过来的本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厚溥同志（随后从旁听说他竟是11级高干，而当时13级便称厅局级）我们开会他也参加，并谈自己的意见。1957年夏鸣放中凡是主张将师专改师院的同学，一律被市委工作组错误打成“右派“，罪名是”借口建院猖狂向党进攻“。王校长秋冬调来，其实很理解、同情青年学生想多点书的愿望，当时就对我们团支部几个支委表态：“上级不允许改为师院，延长成三年制专科应该不违背原则。”1962年省里将我校由师院降回师专时，他就同朱桂芳校长一起坚持与省里协商，学制定为三年，而未恢复成原来的两年制专科。他与同学打成一片，熟悉学生情况，多年后还记得当时所获得的印象。如1979年我要求调回母校，党委会上有人因对我产生误会而持反对意见，还是王校长出于对自己学生的了解信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回来后一次在路上他见到我说：“我知道你当学生时就成绩好，表现好。”不经意间说出的这句话，透露出他当初做学生工作是多么细致深入，否则印象不会长期存留。
已故刘平直副校长多年分管中文科，对我关怀备至，教诲尤多，令我终生不忘。大约是1958年元旦，我们几位同学正在一教楼一件教室里出壁报，由我写标题。这时一位老者走来站在一旁观看。他并不认识我这个学生，而我知道他就是刘平直副校长。听我大哥许伯建说过，他俩是川东师范的同班同学，一次全校作文比赛共同名列前茅均获金牌，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弃教去了延安，临行还与我哥告别。我图简便，标题上的“中”字一笔草就，左侧未加一挑。他立即指出，应该补上。我未加理会，继续写其他文章的标题，他也就一直站在旁边。等我把整个壁报的标题一一写好，仍然没补中字左侧那一挑，他又提出：“草书也要讲究规范，不然就如俗话说的‘草书至脱格，神仙认不得‘了，你应当补上。”我自知粗疏，于是按他的指点作了补正，他这才放心走开。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接触，对他的细心、耐心印象深刻。
我留校当文选习作课助教后，他常常问起我的学习工作情况，一再教导我除了抓业务，还要多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一天晚上，我在同教研组胡助教寝室共同看书备课。一会儿刘校长开门进来了，对我说：“我先去你寝室，见你不在，估计是到这里来了，便找到这里来。”接着就问起我们最近的教学情况，并提出指导意见。一位大学校长能没有架子在非办公时间串小助教的门，帮助改进教学，关心他们的成长，这种爱心怎不令人感动？
他经常抽调学生的作文本去审阅，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状况和教师的评改质量。当时文选习作课常选《人民日报》社论作教材，老教师们对阐发文章的政治性常感吃力，不得已时刘校长还亲自登台教授，以作弥补。
1962年我复学后，刘校长对我说：“清代学者大多专攻一部书，凭此为名‘家‘，而为了读通这部书，要去读许多相关的书。”我当时正是遵循这一指导选择了啃《诗经》而略有所获的。1963年学校降为师专，刘校长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回中文科工作还是随其他同学一起转学去西师。我因这一年像研究生一样学习尝到了读书的甜头，表态愿去西师深造。他说：“那好吧，反正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毕业时我们还可将你要回。”一个星期天，我路过沙坪坝回北碚西师，便趁登门聆教，他不在家。没想到几天后竟收到他的来信，毛笔行楷一丝不苟整整写了稿笺两页。殷切鼓励，严格要求。我丰读之余顿觉一股热流温暖周身。
“文革”后期，我想从工厂子弟校调回母校，去宿舍请他帮忙。他说：“我一辈子反对凭私人关系拉拉扯扯。当初让你留校，并不是因为你大哥与我是同学，而是看到你的作文，认为写得还好，所以留下来教文选习作。现在人事关系复杂，大家都晓得我与你大哥的这层关系，我出面谈反而不好。米直接向人事组织部门提出申请。”
1979年6月我调回来后，刘校长对我说：“清代学者都鄙薄《康熙字典》。你先到字典组编《汉语大字典》，锻炼自己的基本功。”当年底，西师学报发表 了我的近万字长文《诗经结集平王初年考》，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文学评论》的综述文章介绍了我的论文。刘校长看了对我说：“你那也只是一种推测，《诗经》究竟何时成书还无法定论。”教导我不要因有一孔之见而自满，要继续深钻，不断追求真理；他的教诲每次都娓娓道来，沁人心脾。没几年他离休了，而每次见面总是鞭策我要好好做学问，期望仍是那样殷切。万没料到一天下午，他在八层高楼的宿舍周围散步，忽见有工人在地基下打洞作屋，这影响整幢楼房上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便立即上前严肃制止。而工人不听招呼，继续抡起大锤猛砸基石。他一激动，大脑溢血，当场扑地，送到医院抢救无效，为捍卫群众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同样受他无私关爱的文隆海在千里之外得到噩耗，写诗悼念称颂刘校长“两袖清霜洁，一身皓月明”，而且“临笔怀想，潸然泪下”。这两句诗确实是刘校长光明磊落一生的真实写照。遗憾的是，事发当晚我就乘火车赶赴成都开会，竟未能出席这位一贯关爱我的师长的葬礼，作最后的告别。
我1957年9月入校所见的第一个场面，就是老一教楼109大教室正在批斗一个身着豆沙色中山服秃头直冒汗的中年人，据说他就是重师副校长、重师民盟主委、右派分子龚灿光。1962年上半年他摘帽后被派到中文科现代文选及习作教研室担任业务负责人，他要求严格，我就在他治下作开课助教。有一次我讲鲁迅小说《故乡》，集体备课时对如何认识手脚不干净的杨二嫂这个人物形象产生了分歧。龚老师认为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揭示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我立即表示反对，列宁教导我们每个社会都有两种文化两种道德。只能说反动统治阶级的道德是腐朽的，劳动大众的道德是高尚的，哪来笼统的社会道德，而且这下降竟体现在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杨二嫂身上？我宁愿不讲这篇课文都不采纳他的意见。若干年后，随着阅历的增加，观点有所转变，我真切看到了社会道德的下降，这才认识到龚老师的分析原来是对的。当我重新调回了母校，加入了民主党派并担任民进支部主委后，与龚老师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落实政策，担任了学院顾问，但毫无架子，令人亲近。他给我讲过，1926年下半年他与罗瑞卿、赵一曼、谢冰滢同船经三峡到武汉，他考入黄埔军校开办的军事政治分校，1924年4月加入中共，参加北伐。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遂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后回四川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我知道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女中校长，1954年被委派筹建重庆师专，并与1956年提升为师专副校长。这样一个一贯追求进步又得到当提拔重用的知识分子，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1957年大抓右派的荒唐，由此可见一斑。龚老师的文笔和法文都很好，退休后曾翻译都德的《磨坊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为人刚直不阿，反腐败反官倒遭受挫折，他无所畏惧，曾写诗在民盟黑板报上发表以抒发悲愤。龚老师生活非常简朴，我曾在菜市场见他只买四两豆芽，而坚持退掉农民称给他半斤多出来的一两豆芽。可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逝世时立下遗嘱，将一辈子攒下来的一万余元都捐赠给重师办学，并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三医大作医学解剖之用，不办丧事。这在我们学校，是第一个惊人之举。他的高风亮节给我留下了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