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3月到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报到时才知道中文系主任陈以震老师是我初中同学陈尚渝的父亲。
我与尚渝是重庆三中（现恢复南开中学校名）初65级的同学，62年我们都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重庆市的重点中学。她母亲是南开中学高中的数学教师，家住津南村教师家属宿舍，也是我们女同学经常的去处。我们曾自以为能考上南开中学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做着考北大、上清华、成祖国有用之材、作社会栋梁的美梦。然而在64、65年漫天席卷的阶级斗争和极“左”路线的风暴中，甚嚣尘上的“阶级出身论”“血统论”却让我们青春梦断。我们班不少家庭出身有历史“污点”的同学无论怎么在政治上力求表现，竭力与家庭划清界限，无论成绩多么优秀，都因为家庭原因没能进入高中。尚渝因父母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而被排除在学校的大门外，16岁的我们幼稚单纯，中断了学业，失去了梦想，凄凄惶惶，不知所向。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尚渝与十几个同学去了大巴山林场，我去了云南支边农场，我们的人生道路从此曲折坎坷，历经磨难。知青时代我常常梦回学校，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的讲课与同学朗朗的读书声，一觉醒来泪流满面，失学的经历成为我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和心中的阴影，直到78年恢复高考后才圆了我的读书梦，回到魂牵梦绕的学校，那时我已经28岁，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进校后我迫不及待地去见老同学尚渝和拜望未曾谋面的陈以震主任，他家仍住在当年那栋津南村的小院里。一进院门就见到陈老师，他那时50多岁，身材高大，穿一件蓝色中式布衣，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神矍铄，儒雅慈祥，一见面就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他说，“你们这批学生是最优秀的，也是最苦的，遭受了最不公平的待遇。”他说他有四个孩子，只有尚渝是女孩，三个儿子从小都很调皮，他最爱也最心疼尚渝，因为尚渝文静，最听话懂事，也最苦，但遗憾尚渝这次没能赶上高考。
从一个初中生直接跨入大学的门槛是幸运的，但也面临学习的困惑和迷茫，那天晚上陈老师给我谈了很多，消除我的顾虑，鼓励我好好学习。我深切感受到陈老师对女儿的怜惜和爱也灌注到如同他女儿一样的同龄人身上，我沐浴在父爱般的温暖阳光里。以后我不时到尚渝家玩，听陈老师“摆龙门阵”。他也给我们讲到他一生的经历，“文革”中所受到的磨难。他曾被无知的学生打得遍体鳞伤，有一次他被学生用笤帚抽打，白色的背心打成一缕缕布条，与血肉模糊的后背粘在一起，尚渝的母亲是哭着为他把一缕缕带血肉的布条撕下来的，他硬是没流一滴眼泪，也没责怪过学生。后来又下放到綦江鸡公山劳动改造，冬天不让他们下山拿衣服，王文哲书记亲自挑了一挑衣服上山给老师们避寒。这些“龙门阵”让我更了解了“文革”中老一辈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摧残和苦难，他们正直不阿的风骨和精神如春风化雨，润泽着我们单纯、贫乏、干枯的心田。
陈老师是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先任教南开中学，1954年组建重庆师范学院时成为第一批创建者，后一直任中文系主任。77级进校后他担任我们中文系的中国通史课教学。他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课堂上既无教材，也无讲稿，最多在烟盒的白纸上记下点新内容、新看法。他讲课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生动幽默，谈笑风生，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对老师很是佩服喜欢。我从小生活在书香之中，对文史哲书籍颇有偏好，进入大学后更是如饥似渴，珍惜这来之不易、梦寐以求的机会，对陈老师的课又认真又喜欢。期末历史课考试我得了99分，陈老师当着全年级150多个同学对我进行表扬，说我的试卷除了一个错字外，对所考知识无一遗漏，真是了不起，他说本应该给100分，但还是要扣1分，不能给满分。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促进和鼓励。
陈老师在师院后门的一栋楼里分有一间小屋，他经常在那里备课和工作，夜晚路过，我常常看见窗户里闪射出昏黄的灯光，我在想陈老师已经德高望重，知识烂熟于心，讲课倒背如流，为何还要那么不眠不休地认真备课？他曾这样对我说过，其实给学生上课有的课自己觉得还不错，有的课自己感觉就没讲够讲好，心里愧疚，还需要改进，多年后我自己站上了大学的讲台，才对老师的话感同身受。
77年恢复高考后大学百废待兴，中文系准备选择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专业培养，为中文系选留后备师资。我因为英语较好，成绩优秀被选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后备力量，交由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刘登东老师专门辅导，陈老师还嘱时任系党总支书记的王文哲老师抓紧我的外语学习。当时学习条件艰苦，设备简陋，王书记家有一台录音机，他找来英语磁带，让我每周晚上去两次他家听英语录音，提高我的英语听读能力。后来我连续两年获得学年考试成绩第一名，系里专门买来《词源》，由陈老师亲自颁发，陈老师、王书记和很多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提携让我感动不已。有的同学开玩笑说我是陈以震老师的“干女儿”，是王文哲老师的“掌上明珠”，我心中知道，他们既是对教育事业和中文系发展的重视，也倾注了他们如同父亲一样的同情和爱护。
留校任教后陈老师一如既往地关心我，陈老师是重庆民盟市委的副主委，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我加入了民盟。陈老师退休后依然奔走在民盟支持和帮助的教育事业上，在一次民盟去区县基层的教育活动中不幸车祸去世。噩耗传来，我好几天泪流不止，给学生上课也控制不住哗哗的泪水，我永远失去了像父亲一样的师长，他最了解我们，心疼我们。我知道他热爱生命，长期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和冬泳，退休后他退而不休，一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尽力延续生命的轨迹。我还记得他去世前在中文系会议上的说的一番玩笑话：“我生是中文系的人，死是中文系的鬼，如果我死了，中文系会议室就是我的灵堂。”不想一语成谶。中文系领导和老师们按照他的遗愿，在简陋的会议室为他设置了灵堂，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前来悼念的老师和学生络绎不绝，痛哭失声，撕心裂肺。
时间荏苒，陈老师已离开我们多年，历历往事，令人难忘，我也从幼稚迷茫的年轻学生成为一名老教师。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尽管有不尽人意之处，但陈老师亲切的教导与鼓励，为人做事的风范一直是我工作和学习的动力和榜样。陈老师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也常常忐忑，不知道有没有辜负在天之灵的陈以震老师对我的期望与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