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师（当时叫重庆师专）当教师。那时这里教师的集体活动很多，每周都有半天的集体政治学习和半天教研组会议，另外还有不少全系教职工大会和教研组的各类的各类业务会。这些会议除时常有系里党政领导参加外，很多时候还有校领导与会，所以我很快就认得并熟悉3位领导了，他们是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厚浦，副书记兼副校长的朱桂芳（女），副校长刘平直，王、刘二位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入党的，朱校长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入党的，3人都是到过延安工作的资格很老的老干部，但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显得很随和，使人产生一种亲切感。虽然现在他们早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老职工们都还时时提起他们，每当这时，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幕幕他们来参加会议的情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顿时敬佩和怀念之情就油然而生。我想大家之所以今天还会不时想起他们，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先辈们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可贵的精神品格。
第一，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尽职尽责。虽然干部室8小时工作制，但他们任务重，很多时候都加班加点，有时到了晚上，办公室仍灯火通明，还在办公；即使下班回家，任何人如有事上门找去，他们也总是热情接待；不仅如此，有时下班后还会主动找干部与教师谈相关工作。例如负责教改工作的朱校长，就会不时亲临你家，或请你上她家，把她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一些新见解新思路讲出来，虚心征求你的意见。又如长期兼任中文系主任的副校长，与全系教职工的关系非常密切，常常饭后在校园内休息散步。与大家相遇时，都会很自然地聊起学校的工作，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这样一些细节，就可以折射出他们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似乎都在想着工作。
第二，秉公办事，不谋私利。那时国家经济发展欠好，他们没配额、个人专车，只有一辆公用小车，他们始终遵守公车公用，绝不私用的纪律；出公差的差旅费严格按政策报销，绝不多报一分钱；从未听说他们有用公款旅游和吃喝的事；从未发生凭借权力安排子女和亲属到好单位工作事。工作讲原则、守纪律。1963年学校提了一次工资，教师评了一次职称，按那次的政策，工资和职称提升的比例都很小，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当然很多，事情很难办，他们把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出问题，关键就在于严格按政策办，把政策公之于众，充分走群众路线，由大家来把关，他们自身毫无私心。最后职称指标当然全用在专职教师身上，工资指标也主要用于教师，提工资后系处领导的工资还低于一些教师的工资，大家并没有多少意见，因为完全是照政策执行的。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走群众路线。正校长主管党政全面工作，责任重大，事务繁多，大多数时候只得在办公室处理各种问题，下基层的机会少些，而另外两位校长则很多时间都深入到教职工和学生中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或参加系里和教研组的会议，或到教室听课，或到教师和学生中间做调查研究，甚至有时还亲自去给学生上课，直接体验教师教学的滋味。他们通过这些工作方法，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全校的教学科研，甚至有时还亲自去给学生上课，直接体验教师教学的滋味。他们通过这些工作方法，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全校的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的思想与生活等情况都了解的非常具体实在，为科学合理地指导工作积累了丰富全面的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同时，通过言行结合，亲身实习的扎实工作，也逐渐深入到了工作业务的深层内部，从理论深入到自身实践的层面，从而他们将从未做过教师的自己慢慢变成了教师的内行，对教师工作的酸甜苦辣有了直接感受，从理论到情感拉近了与教师之间的距离，与广大教师有了更多共同语言，结果大大提高了工作成效，得到师生员工的真心支持和拥护。
第四，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有深厚感情。他们不仅平时在言语态度上对群众和蔼可亲，更主要的是群众有什么苦难，有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真心实意地来关心你，帮助你。例如，那个年代职工工资都很低，子女多，，配偶无工作的人生活时有困难，他们平时都很关注这些人，一旦知道有了自身不能够克服的困难，就及时责成有关工作部门向他们发放一定的困难补助金；甚至有些职工家属逝世，都会有一位校领导亲临其家慰问。这些情况都是群众处处感觉到，领导心中有他们，领导的心始终是贴近他们的心的，所以那时的干群关系是和谐的。
我虽年迈，但还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努力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所以，每当我回忆当年3位老干部认真履行共产党员职责的一些往事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冲洗我灵魂中那些污染党性的尘垢，因此我会永远对他们怀着感激和敬意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