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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艺学引路人一一李敬敏教授侧记

发布日期:2022-01-29;  作者:蒙悦;  编辑:彭臻;  点击数:


文艺学,四十多年前的通称文艺理论,是所有中文系必开的一门重点课程,对学好其他文学专业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李敬敏教授当时是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由他来给我们主授这门课程,足见系里的重视程度。

记得是七八年的秋季,文艺理论这门课就正式开课了。那时登台的李敬敏教授年龄四十岁出头,时已仲秋,学生都秋衣加身,他着夏装,颇显年轻与活力。在四川高校文艺理论界,李敬敏教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师毕业后,就曾在多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这门课,有一定的功底与经验,在当时中文系的教师中,他在川内的名气是比较大的。给我们七七级开这门课,估计在他几十年的教学中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看得出,他非常严谨认真、有备而讲,教学效果非常好,听者不论年长有一定基础还是如我一片空白的低年龄学生,都全神贯注,不敢分心。谁说理论抓不住人,他的课理论味浓,有深度,不枯燥,不乏味,照样吸引人。至少之于我,他长达一个半学期的授课,是对我一次系统的文艺理论启蒙和思维训练,文学、文学欣赏的基本知识得以建立,对学好其他学科的帮助十分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我文艺理论的引路人一点不为过。

对于李敬敏教授的讲授,我有几个最清晰的印象。一是他的课,理论性强。明知理论的东西不好提炼归纳,更不好讲,但他坚持学科的理论建构,精准梳理,讲出了理论的清晰逻辑和文学具象的现实性针对性,有理论的说服力。二是讲理论与讲实际的作家作品相结合,帮助听者更好地领会和掌握理论的知识。鉴于那时我们的水平,他的举例多在中国作家作品中,间或有西方名著,但绝不举列文革时期的作品,他对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和观点是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三是他力求在理论上突破陈说旧说的自觉意识很强,这在五十年代那个特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艺理论家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点我要重点说一说。其实,在中国文艺理论是一个很尴尬很苍白的学科。首先,它的思想资源来源单一,除了照搬苏联,就是《延讲》,古今中外异常丰富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成果吸纳不进来。其次,锁定固化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文艺只能是政治的婢女与附佣,它的本质就是政治斗争工具和传声筒。再次,文艺创作没有自身的规律,没有风格的多样性,只有机械的反映论。当然,我是捡主要的问题说,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总结。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文艺理论界没有原创的理论,打不通中西,联不通古今,当然,也出不了大家,加之文艺理论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只有对《延讲》的机械发挥和解释。这就是李敬敏教授他们那一代人包括他在內所身处的思想与学术环境。在我看来,他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他有突破旧说陈说的冲动,他一直在努力吸收新的营养,在给我们的授课中就有这种自觉的开始,包括他后来转向美学,寻求一些新的理论范式来深化对文艺学的研究,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的学术自觉。他后来的学生在他八十五岁生日时编辑了一本《美的行程》作为纪念,他题签送我一本,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他七十岁以后都还在努力,没有放弃这种自觉。

一九八七年,重师行政换届,李敬敏教授出任院长,主政全院行政。他这一届,对重师文科建设还是有所倾斜。尤其是任期内,时值学潮,他配合党委书记王德裕在后期处理上说服教育,能人性化,非常难得。此外,他对青年教师、文学新人的成长不遗余力支持,在课题、经费、职称等给予关照,对初登文坛的新人新作不吝溢美之词,甘做重庆文坛的伯乐,成为重庆文艺批评这块园地的不老翁。纵观他中年这个时段,由学而仕再由仕而学,两次华丽转身,比起与他同时代的教师多了一种角色的历练和精彩的人生。

我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与李敬敏教授保持往来,我与他的私谊甚至延续到他的下一代,我们是师生加朋友。2019年,我邀他夫妇俩与部分七七级同学游三峡,老人兴致很高,我的特别安排让他直道享受之旅不虚此行。这些年凡我张罗的聚会逢邀必到,到必举盏换杯,尽兴而归。中国民间对年高德劭的老人有一期许的祝福,说的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寿谓八十八岁,茶寿为百零八岁。刚好李敬敏教授今年满过了八十八岁,我祝愿他努力向茶寿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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