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就读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时光里，中文系龚灿光老先生是唯一一位从未给我上过课，但却在后来与我保持了深厚师生情谊且一直让我执弟子礼。那时只知道他是系里最年长，教授写作课的老师。较深的印象有，秃顶，面带微笑，有老年人健康的红润面色，身板硬朗，走路疾速，声音洪亮。
我与龚老先生的交往始于大学毕业后。八二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一天，系里通知我说，重师有一位老先生在西昌筹建凉山大学，他希望召集在西昌工作的重师毕业生见个面，学校让我一定去。见面时我一看就是龚灿光先生，我叫了一声龚老师好，自报是七七级中文系的毕业生，他见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显得特别亲切，简单作了交谈，以为就此为止了。不料几天后的一个清晨，龚老先生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昌市区住地到位于郊区的西昌师专来看我，手足无措之时，我只好请来系的几位老教师一起接待，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聊得十分开心，自此开始了我与龚先生的真正交往，直到他生命终止。
从与他的无数次交谈中，我开始了解了他不为外人所知的传奇一生。龚先生祖籍重庆巴县白市驿，生长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1924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法语系，专攻法国文学，计划在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如此一路走完，龚先生成为与傅雷齐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大家和泰斗级学者应是不成问题的。偏偏在学业未完时，他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26年被派往武汉参加武汉起义。武汉起义旋即失败，按照上级的安排，他率领一支队伍南下经广州去海陆丰投奔彭湃，参加海陆丰起义。抵达广州后，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海陆丰起义失败，彭湃已经就义。一时间困在广州，也失去了与组织上的联系，只得解散队伍，各自东西。龚先生靠代课糊口，暂时安顿下来。此时的他学业未成、革命失败，前途渺茫，不知路在哪里？三十年代中期，在集攒了一点路费后，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巴县老家安顿下来。为了生计，他拜师学医，后来可以掛牌行医，四十年代又自己创办巴县四女中，一时成为当时名校，奠定了他在当时重庆中教界的名声。中国民主同盟在国统区的重庆宣告成立，他成为早期加入的盟员，为国是呐喊，为和平建国呼号。1954年，重庆师专创建，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邓垦亲点调入，龚先生以副校长兼教务长身份参与学校的组建，首批从市属重点中学调入的名师，基本上都是龚逐个选调，才有了重师起步时的架构。我一直认为，重师的校史应该重重写下龚先生的卓越贡献。1957年，一向以肝胆相照为本色的龚先生，在重师校级领导中，第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自此厄运临身，被降职降薪，下放到中文系资料室作图书管理员。文革结束后，他的右派分子得以摘帽改正，任命为重师的顾问，恢复了副院级待遇。那时的龚先生已经对行政工作没了任何兴趣，只要求留下系里当一名没有任何学术头衔的普通教师，教了几年写作，就因年龄偏大作了退休安排。此后，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社会活动和晚年的著译方面了。在创办凉山大学已近完成的时候，龚先生身体出现不适，查出患直肠癌，手术后他就退出了凉山大学的创办工作。
我在西昌工作近三年后，调回重庆一政府机关工作。不久，我专程去重师看望龚先生，告诉他我的近况，他听后非常高兴，嘱我好好工作，尤其多为教育做实事。我也在市里的大型会议上见到他几次，他的发言都是关于教育的，切中问题，十分中肯，体现出一位老教育家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忧思与情怀。
进入九十年代的初年，龚先生癌症复发，至周身转移，家人将他送入了新桥医院，并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旋即赶到医院，在病榻前握着他已十分消瘦的双手，久久不语。对病情了解后，我找到院方，特别介绍这位老教育家的身世，讲明我与患者的关系，要求医院竭尽全力救治。我的一位邻居熊寥笙老先生，是重庆中医院院长，一代名医，也是龚先生几十年的好朋友，每周我都接上熊老去医院为龚先生问诊把脉，提供一套与西医不同的诊治，目的是固本強元，延长生命。
在他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翻译的法国文学家都德《磨坊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开创了重庆师院教师著译由三联书店这样顶尖级机构出版的先河。龚先生国学底子厚实，又通晓法文，中外文学双修，此译本堪称《磨坊书简》好几个中文译本中的精品，翻开扉页上的内容简介那几句话，可以窥见龚先生文笔的优美简畅与流畅。记得书的样本收到后，病魔已经将他彻底击垮，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他硬是要我把他拿笔的手扶着，卧床写下了：蒙悦同学存念，龚灿光赠。字迹歪歪扭扭勉强能让人认出，可能就是他的绝笔，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忘却不了。不出十日，龚先生终告不治，永远离开了这个他一生不管是用革命或者是教育想要改变的世界。他的后事由学院操办，作为省属高校，重庆市一般不会出面，鉴于我与重师及龚先生的关系，操办了以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名义敬献花圈，安排一名市政府领导出席了龚先生的追悼会，也算为一名老教育家争取了一点后事的规格。
纵观龚先生的一生，两个鲜明的角色，一个是革命者，另一个是教育家。先说第一个角色，1926年参加革命，出了要改变旧中国的信念与信仰，确实是人生的崇高，要是成功了，龚先生厕身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序列一点不过，建政后入主北京也是水到渠成的，那就功成名就。第二个角色终其后半生，由于时势错位，确立了教育的理想，却难以实施，基本上是教育的理想落空，壮志未酬，留下的是遗憾多多。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毁英雄，龚先生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只能说时也命也数也。我相信他是带着满腔的遗憾走的。龚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七七级上过课，因为以上的际会，我俩成为了师生和忘年交。他留给我的印象，正如《论语》中所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至少在我看来望之俨然和即之也温，是让人时时刻刻感觉到的，故我依然常常想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