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2日晚，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精是讲堂”第214期在汇贤楼113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期讲座以《现代杂文形象的兴起——以鲁迅1920年代中期的杂文形象为中心》为题，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黄开发教授莅临主讲。讲座由我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负责人杨华丽教授主持，凌孟华院长、范国富教授出席本次讲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部分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黄开发教授从问题意识出发，阐明1925年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特殊价值：这一时期，鲁迅在《京报副刊》《莽原》《语丝》等刊物密集刊发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点比喻》《夏三虫》等篇目构成连续的创作高峰，塑造出落水狗、叭儿狗等深入人心的杂文动物形象，促成现代杂文形象的兴起，这亦是本次讲座的探讨核心。厘清创作史实后，黄教授界定了杂文形象的广义与狭义内涵。广义杂文形象指作者为立象尽意运用的可感形象与形象化的手法，是杂文区别于普通报刊评论、具备文学性的关键；狭义杂文形象专指极具创造性的社会类型形象，是作者从复杂社会现象中提炼概括、定型塑造的典型人格与社会角色。随后，黄教授通过系统梳理杂文形象的学术史脉络以呈现该概念的发生与演变。他援引鲁迅《伪自由书·前记》的自述指出，鲁迅本人并未提出“杂文形象”这一后世概念，但其所言的“类型”与之相通，为后世阐释社会类型形象提供了重要依据。后瞿秋白、冯雪峰虽高度肯定鲁迅杂文的文艺性和诗性，但都未鲜明提出“杂文形象”这一概念。直至上世纪 50 年代，为解答鲁迅杂文的文学性争议，杂文形象才被写入文学史教材，得到学科层面的正式确认。
完成对杂文形象的概念阐释与学术史梳理后，黄教授将目光投向催生这一艺术形式的历史语境。1925年至1926年间，“五卅”事件、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接踵而至，现实环境唤起作家的自觉意识，使得现代杂文形象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其中又以鲁迅《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相关创作最为突出。黄教授选取《夏三虫》《一点比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三篇文本以点带面地进行细读，试图直观地呈现鲁迅笔下杂文形象的演变轨迹，以此探究现代杂文形象的生成过程。现代杂文的兴起，在1925年前后大体完成了三个步骤：从《夏三虫》以物拟人的伦理反转到《一点比喻》动物谱系的社会学化，最后由《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完成了社会类型形象的定型。随后，黄教授进一步由表及里，阐释杂文形象的造型机制、策略功能。黄教授提出，1925年前后鲁迅杂文至少发展出4种相互支撑的造型机制。其中，比喻的统摄性尤为关键，鲁迅笔下的比喻不是论证的修饰而是论证的引擎，杂文形象都对应固定的社会角色，读者先通过具象形象先行感知，再接受作者的价值判断。黄教授还进一步提出“形象即策略”的观点，认为杂文形象本身就是文学战斗的载体，承担区分敌我的功能；是一种教育学的装置，替代了关于革命策略的长篇说教；更承担了论战史的书写权。
最后，依托鲁迅杂文形象的分析，黄教授从文体、社会批评史、 思想史三个维度总结了现代杂文形象兴起的历史意义。在文体上，现代杂文形象使杂文真正从议论的附庸中独立出来，获得独立的文学地位；在社会批评史上，现代杂文借形象完成了艰险环境下批评的公共化，实现了现代中国批判文体的创新。在思想史上，动物喻象以感性形态承载鲁迅“立人”思想，展开对驯顺的审判、对野性的复权、对骑墙的不宽恕。
在互动环节，师生们围绕“选题与读书方法”“小品文的概念辨析”“杂文的现代性”等问题，与黄教授展开深入交流。黄教授作出一一回应，肯定缩小研究范围、深挖问题这一研究思路，并厘清小品文的概念源流。主持人杨华丽教授对“选题与读书方法”一问进行补充，鼓励同学们带着问题进行深度阅读，力求写出具备生长空间的论文。
本次讲座历时两小时，内容翔实，思辨深刻。参会师生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分享，不仅读懂了鲁迅杂文以类型形象开展社会批判的独特内核，也对现代文学文本细读与学术写作方法有了更为直观而深刻的理解。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