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3日下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李怡先生莅临我校汇贤楼113报告厅，为文学院教师、2022级与2023级全体研究生、部分本科生以及重庆其他高校部分教师精彩讲述了他理解中的“鲁迅与‘青年必读书’事件”。讲座由我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凌孟华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李怡教授讲解了标题的来源，即1925年2月鲁迅在《京报副刊》发表的惊世骇俗之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学界对鲁迅这句话的理解，他总结为三种：一、新文化继续对决旧势力；二、激进派不满意“整理国故”的流弊；三、代际隔膜，思想“错位”，而这三个理解都着眼于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体现了重视大语境、关注新文化进程与旧传统之关系的认知路径。如若采取与之相反的一种认知路径，即重视小语境，将鲁迅之论断置入其生成的历史现场中去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的回应乃至“青年必读书”事件都是一个媒介事件。
首先，李怡教授讲解了“青年必读书”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早在1923年，胡适、梁启超就曾围绕着给清华留美学生开具“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展开讨论，这一事件由学界转至传媒界从而引发讨论，就与《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在自己的园地上转载胡适的书目密切相关。同样是孙伏园，因在《晨报副刊》上刊载鲁迅的诗歌《我的失恋》引发的风波而愤然辞职，后主持《京报副刊》而又想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于是，策划媒介事件，就成为报纸经营的重要一环。
接着，李怡教授深度还原并探究了“青年必读书”事件的来龙去脉。孙伏园如何在《京报副刊》征集“青年必读书”，其他应征者如何回答，鲁迅为何迟至“青年必读书”答卷开始刊载之日才勉强写下答卷，而答卷中的言辞又体现出他与孙伏园的何种关系，孙伏园又如何有效地发挥了媒体对普通读者的“满足”和“引导”，在登载答卷时孙伏园如何巧妙而有节奏地进行了舆论氛围的营造，都在李怡教授的侃侃而谈中得到了细致而丰富的呈现。
最后，李怡教授对此次事件进行总结，联系鲁迅在晚清、五四时期对媒介的理性认知，分析得出鲁迅对媒介正面功能超于常人的认知、对其负面效用一以贯之的警惕和批判，从而引起听众对于鲁迅与媒介关系、我们自身与媒介关系的深度思考。
随后，李怡教授与在场师生亲切互动，高屋建瓴而又条分缕析地回答了在座同学的问题。廖海杰副教授幽默诙谐又不乏理性地发表了自己的听后感悟，凌孟华教授代表文学院师生对李怡教授的精彩讲述表示感谢。
本次讲座持续了2个小时，内容充实，现场不时充满欢声笑语。广大师生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接收了思想的洗礼，对于鲁迅与传统文化、鲁迅与“青年必读书”事件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