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入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时，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对我们新生来说是茫然的。第一学期主修了中国通史，每周四节课，从课程设置看是比较重，学中文，文史互通，史是基础。加重中国通史课程，今天看来，这算是中文系的教学设计精妙之处。中文系主任，一般都是由文学专业的专家担任，而重师中文系则是由教授中国通史的陈以震先生担任，这也是中文系的特别之处。
在重庆地区高校中，陈先生在讲授中国通史方面是资深的。早在抗日时期，他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那时复旦内迁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的东阳镇天府场，岁月动荡，饥馑伴日，陈先生以早日谋一个中学教席糊口安身为动力，苦修四年，毕业后辗转多校，最后在名校南开中学站稳了脚跟，几经努力，成为那时中学历史课的名师。1954年筹建重庆师专，他是第一批被选调入校的教师，算重师的元老级人物。
陈先生一生无什么著述，只发表过一篇论汉代刘秀的论文。他的不写，我揣测还是在建政后毛泽东时代史学被御用化妖魔化的大环境下，不写可以明哲保身，避免麻烦。胡编乱写，投上所好，也不是陈先生的性格。毕业后有一次面谈，我对陈先生说到：你是述而不作。他笑答：理解万岁，我一辈子吃的就是讲课这碗饭。在这一点上，他受导师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影响很大，白在那些荒唐年代也是不写的。
还是重点谈谈陈先生精湛且臻于化境的讲课艺术。中国通史上下几千年，从讲授角度说是高难度的，尤其是给中文系开中国通史，又有两难：讲浅了，重复中学通史课的内容，听者不满足。讲深了，变成历史系的专业课，没有必要。而这些问题在陈先生的讲授中都不存在。按计划，他的讲授从先秦讲到隋末结束，历时一个完整学期。陈先生的讲授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时隔40多年了，我还能做一个明显的勾勒。首先，他的历史线条感极强，不论多么复杂交织的大事件大场境以及王朝更替，他都抓住主线条，有条不紊进行梳理，让听课者清清楚楚，即使是讲魏晋南北朝有如乱麻一般的史实，也理出头绪讲得头头是道。第二，他善用史料，准确地对观点进行实证，帮助听者加深对授课内容的准确理解。能证明陈先生史学功底扎实的一大实例是在讲授中，他随时可以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大段大段写史籍中的文字，写满黑板后又自己擦掉再写，以至一堂课下来他的衣上全是一块一块的白灰，足见他对史料的熟悉和把握程度。第三，他能放能收，收放自如，胸中有疆界，口述有侧重。放不是信马由缰，收不是干瘪瘪堆砌，从他口中出来的历史都是有血有肉鲜活厚重的。第四，陈先生讲课前会精心准备，从不马虎应付，尽管讲了几十年，如数家珍，但每堂课摊开手中讲义，重点内容提示性的小卡片都会在前一晚上再次过目，安排详略，卡点时间，铃声响起，讲述刚好结束，每堂课都是把满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第五，陈先生长期站在三尺讲台前，口才极好，开讲正题没有废话套话，即使铺陈也要言不烦，用语直白又蕴含深意，听他讲课就是享受，你会在渐入化境中感觉精彩，直呼过瘾。他的课，从来座无虚席，无人逃课。台湾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认为中国通史最难讲，是高校历史专业当教授的基本功，并评价当代讲授中国通史最好的老师是钱穆先生，有他的《国史大纲》为证。我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先生是重庆高校讲授中国通史最好的老师。
陈先生从行政和教学岗位退下来后，因为是市政协委员和民盟常委，主要精力转到参政议政的社会活动中。因为这，我们师生又多了一些接触和联系。陈先生有公共知识分子的风格和道义担当，在一些重要场合讲话观点鲜明，批评尖锐，不留情面，但又说得在理，常常令对座一堂的书记市长听得脸红，不住点头，照单全收。他还花大量时间支教，以民盟名义募捐支持边远贫困山区改善校园设施。一九九五年，七十多岁的老人还亲自押送货车上的课桌，不幸山弯路窄车祸而亡。其实，陈先生強健身板，不显老态，坚持冬泳，本是可以活到90岁以上，可惜在支教的路上过早倒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