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进一步整理总结百年鲁迅研究历史中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并从中获取智慧和启迪，同时推动21世纪中国鲁迅研究的不断前进，2016年12月9日至11日，“鲁迅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2016年理事会”在重庆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鲁迅研究会、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西南大学文学院协办。会议开幕式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全之主持，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志军致欢迎词，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代表中国鲁迅研究会发表讲话。黄乔生介绍了会议议题，指出有了鲁迅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才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强调纪念与研究的辩证关系，鼓励把纪念和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用纪念的节点促进学术研究。来自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鲁迅研究专家及学者70 余人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会议有主题报告、小组发言等多种形式，专家们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交流，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

 

一 鲁迅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及批评

 

2016年是鲁迅研究界的重要年份，各地都开展了很多纪念活动，重庆举办的此次会议更具总结性。任何学术传统的建构和发展都离不开回顾与反思，尤其是经历了严峻历史考验和复杂社会演变的鲁迅研究，它的每一次开创性成就都伴随着诸多深刻的因素，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甚至是研究格局的变动。不少与会专家对这些研究做出了细致缜密的分析和评述。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研究热做了回顾，在追溯这一研究由来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的基础上，他认为应该研究鲁迅本身的价值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是把鲁迅作为一种论证的根源来证明某一种说法的正确性，或者拿鲁迅的某一句话跟时兴理论的某一句话进行比附，同时，研究者既不要把历史的存在物全都推倒，也不要总是重复前人的窠臼跳不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出发点和有效的方法。汪卫东（苏州大学）区别了20世纪“政治意识形态鲁迅传统”和“人文意识形态鲁迅传统”两套话语系统的特质，着重阐析90年代以来鲁迅的政治化似乎被解构掉了，但实际上各种意识形态仍然在不断地征用鲁迅的社会现象，指出新的社会语境下的鲁迅阐释虽然更为自由，但是却无视和抛弃了鲁迅的真实存在及其现实价值，偏离了鲁迅存在的基本历史定位。姬学友（安阳师范学院）从世俗化评说、去政治化评说、再世俗化评说三个阶段分析了鲁迅评说的特征和局限性，指出再世俗化评说鲁迅，如果过分取悦和迎合大众，就会消解鲁迅的合法性和当代意义，造成公众对本民族文化英雄的价值误读和价值怀疑，走上与贬鲁化去鲁化殊途同归的歧路。

陈国恩（武汉大学）从鲁迅形象的变化来辨析现代性在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作用，他认为鲁迅形象的变化，既是中国历史逻辑造成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思想逻辑造成的结果，归根到底，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实践当中是一致的、互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互为镜像的关系。就现代性问题，会上引发了一场争论，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解释说竹内好谈的“近代”，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问题，和中国语境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并不存在均质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另外，竹内好也不是“近代的超克”的发明者。董炳月指出在京都学派提出这个“超克”问题的时候，竹内好还是一个无知的青年，竹内好是在战后重提“近代的超克”来阐述其思想。董炳月还介绍自己近期翻译子安宣邦先生批评近代“超克”的《何谓近代的超克》的情况，认为此书将对这一背景作出历史的和文化的释难。

黄健（浙江大学）通过比较，认为鲁迅的思想与整个20世纪世界发展的主流吻合，鲁迅确立其思想启蒙的逻辑起点在于把他的立人思想与中国历史的现在、未来放在同一维度上，这份“现代品格”也是鲁迅留给21世纪的遗产。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回顾了王乾坤对鲁迅哲学的阐释，吴俊对鲁迅个性心理的发掘，汪晖对鲁迅精神结构的描述，张梦阳在鲁迅传记中注入的学术锐见，指出如果没有精深的鲁迅研究，就会缺乏提升鲁迅思想高度的重要力量，鲁迅的思想也就失去活力和再生力并在传播中被平面化、世俗化和平庸化，最后提出要把精深的鲁迅研究和通俗的普及结合起来推进学术纪念活动的发展。贾玮（重庆师范大学）则表达了文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于鲁迅看似相得益彰，实则难免具有某种潜在的同质化倾向的担忧。

李玉明（青岛大学）谈到因《野草》文本的神秘朦胧晦涩难懂，《野草》研究总是歧义丛生。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象征主义的局狭理解，以及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外部、以“事件”比附《野草》。他还具体地从现实主义框架内的解读、对象征主义的无能为力、缺乏整体性视野三个角度探讨了《野草》研究范式的转变可能性。

 

二 本体研究视野中的新阐释

 

鲁迅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构成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众多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着作家整体精神风貌和作品立体美学品格的建构，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通过对文本的勾连、手稿的比对、周边史料的发现，对已有的定论进行再阐释，也是某种程度的反思。

李永东（西南大学）以《藤野先生》、《阿Q正传》和《头发的故事》三部作品来探讨“假洋鬼子”的辫子和启蒙者的愤懑，借此发掘出“剪辫”的寓意。他指出，在近代文学当中，辫子的寓意主要不是指向“满汉的界限”，而是指向“华洋之别”，是中外民族身份的确证，也是鉴别新旧人物的身体符号。辫子作为民族身份的意指，它成为民族意识、国粹思想、西化观念交锋的特殊载体，也让西化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嘲弄。但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就变了，民国成立了，辫子就成为历史，剪辫和假辫子问题都成为了历史，但是，这个辫子问题就被启蒙观念重新照亮了。对于曾经留洋的知识分子来说，亲历的辫子事件它不仅涉及到排满与民族认同问题，它还涉及到种族歧视、民族尊严、思想革命等身体政治问题。“剪辫”在半殖民中国除了联系着革命造反，也意味着归顺西方的身体话语，“剪辫”由此成为现代中国启蒙观念的一部分。而在鲁迅笔下，“假洋鬼子”的辫子它不仅指向满汉的界限，也指向留日时期的殖民体验。论文最终得出屈辱与启蒙的关联性，潜藏着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隐秘动因的结论。吕周聚（山东师范大学）认为鲁迅作品中的诸种艺术张力与其思想张力、精神张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契合关系，诸种张力呈现出鲁迅的内在思想和灵魂的张力。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强调鲁迅在文学和文化创造的根基处始终着眼于一种始源性东西的探寻，鲁迅的文学和文化之路，是中国文化自我拯救和复兴之路的延续和发展，而非割裂和阻断。李生滨（宁夏大学）也认为鲁迅的深刻与伟大其实就是文化的自觉，就是现代人文的批判与反省。

周维东（四川大学）从近代话语场、近代学人对“颓败”的理解，对应鲁迅《野草》中的《颓败线的颤动》，对鲁迅的“颓败”和同时期的“颓败”进行反复推敲、比较，尝试超越一部作品，而把“颓败”作为理解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以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特征，并据此与八十年代王富仁的“思想革命”和汪晖的“反抗绝望”形成对话。迟蕊（沈阳大学），从鲁迅关于《阿Q正传》的前后七次说明中，提取出“国民性”思想与文本的“经典性”的互生的角度，并较为仔细论析了“颠覆”和“叠印”的艺术手法。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通过对鲁迅杂文和书信的重读，得出孤独与寂寞(包括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他心爱的女人理解)本来就是鲁迅“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结论。他指出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被鲁迅沉淀为了一种情感内容与经验知识，而且也直接地呈现于他的社会、群体性的生活和个人性的生活中，包括最具个人化的文学创作领域中。程亚丽（重庆师范大学）从多篇小说的人物塑造中，讨论了鲁迅的“厌女症”与国民权利的关系，重点讲解了鲁迅作品中的十种症候。翟创全（许昌学院）用新批评的方式细读《出关》，提出老子并非鲁迅自况的观点。王建华（陕西科技大学）从哲学的角度谈到了鲁迅的启蒙主题的困境问题。刘静（重庆师范大学）从书信的细读中，得出鲁迅对日本社会、文化及日本知识阶层阐释重构的内涵。

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首先提出“边缘”的说法源于手稿本的内容和研究均不在中心，然后分三个问题对鲁迅手稿做了有深度的理论阐释。符杰祥指出鲁迅手稿能够查实许多目前尚未澄清的疑惑，并且把鲁迅手稿的涂改分成了两个大类八种情况，从手稿删补的案例中展示出鲁迅创作精神动态的过程，而且也连接、暗示、丰富了文本因脱漏而欠缺的现实寓意。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用《长明灯》的初刊本，初版本，第6次印本，第10次印本，38年全集本，81年全集本以及05年全集本等版本进行汇校，指出鲁迅在《长明灯》的初版本中订正了初刊本存在的字、词、句以及标点符号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错误，从而使小说的语言更见准确，体现出鲁迅对小说语言的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郑鹏飞（陕西师范大学）从《吾师藤野先生》最初的手稿题目入手，以考据、辞章和义理三种理解方式，解释鲁迅之所以去掉“吾师”的理由。田刚（陕西师范大学）以荆有麟回忆录《鲁迅的婚姻同家庭》的版本变迁，引发对鲁迅和朱安关系的两种截然不同认识。李哲（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认为站在史料的角度，以往研究中鲁迅的个人生活是不被强调甚至被遮蔽，包括鲁迅的革命性也是以遮蔽鲁迅个人性作为前提而强调，那么在当前的研究范式转型中，对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应当有新的态度。

李浩（上海鲁迅纪念馆）从鲁迅在上海时期《社会日报》的“花边新闻”入手，做了几个有可能性的推测，其一是记者跟曹聚仁之间的某层关系，其二是周扬的介入，其三是党内或左翼内部的一些矛盾，通过这些社会关系还原“花边新闻”形成的历史复杂性。乔丽华（上海鲁迅纪念馆）从具体的细节和材料出发分析了鲁迅没有参加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展的原因，指出了叶灵凤的文化气量，以及国民党审查制度对这个事件的作用。乐融（上海鲁迅纪念馆）通过《二心集》版权收据的重新发现，考察鲁迅出售版权的缘由，并从鲁迅的经济收支境况分析进而得出鲁迅的无私、牺牲精神。顾音海（上海鲁迅纪念馆）从专业的角度指出把文献混同文物，把文物简单化的错误，并强调文物著录问题的重要性。

秦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注意到日本学者近年公开的佐藤春夫致内山完造的信函，从佐藤春夫与内山完造以及增田涉之间的关系，将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缘起从两个方面论述，一方面是佐藤春夫讲“《故乡》是不倚靠于马克思主义，单凭一个个人的心脏而写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是佐藤春夫跟左翼之间有嫌隙，但却称赞鲁迅的无产阶级文学，其中的冲突很有张力。赵牧（许昌学院）从山本初枝致鲁迅明信片上的画作入手，考证出关于鲁迅和山本初枝交往的真实时间，澄清了一些历史误会。凌孟华（重庆师范大学）从董每戡《鲁迅先生死了吗?》散佚之作的发现，补充了董每戡与鲁迅交往的生动细节，佐证了鲁迅研究的一些观点。

张武军（西南大学）对鲁迅逝世后媒体报道的搜集整理，指出“中国高尔基”这一称呼彰显了左翼的民族话语，而强调鲁迅为当代的孔子式的圣人，则预示了左翼文学民族化的真正开始。梅琳（西南大学）梳理了《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1938至1940年间纪念鲁迅的活动，以此考察国共文艺政策和观念，分析国共在文艺上失败与成功之缘由。朱献贞（曲阜师范大学）将视线放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那个大时代变革的瞬间，深入解析鲁迅逝世40周年纪念的“奴仆化”现象，展示出“文革”之后以及“新时期”之前交叠错位的历史节点的模糊性和暧昧性。

 

三 传播研究的动向以及新视点

 

鲁迅研究的生命力来自于鲁迅本体的深度与广度，同时，这种原质性的影响又会作用于不同时期多个领域的发展，因此，鲁迅研究既包含对与鲁迅相关联的20世纪中国的若干问题的观照，也是针对时代潮流趋势的预期和判断。会上也有部分学者就此提出独到见解。

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把新文学的发生与革命现代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来谈鲁迅的文学实践，他从鲁迅的弃医从文动机中看到一种反文学的逻辑，并指出二十年代鲁迅文学观的“减法”实质上是扬弃了“呐喊”与“随感录”时期的“反文学的文学”，最后走向“非文学”，呈现了虚妄世界观慢慢加强以致最终取代虚无世界观的这个脉络。由此，他指出在当前这个“非虚构”时代，鲁迅的这一“非文学”家身份极具启示意义，强调文学的边缘化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消失，都应得到合理性解释。寿永明（绍兴文理学院）和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介绍了“鲁迅与世界文豪：跨时空对话”的系列活动，回顾同法国雨果故乡、俄罗斯托尔斯泰故乡和印度泰戈尔故乡等地举办的鲁迅与雨果、鲁迅与托尔斯泰、鲁迅与泰戈尔等“大师对话”的盛况，这种立足于鲁迅文化资源的开掘与传播方式的探索，某种意义上也为鲁迅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积累。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也认为鲁迅在这样一个大范围的交流中，与世界文豪的关系，也反映出中国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对话。特别是对话的对象包含了一个更整全的世界，即并不是所谓第一世界的东西，这也符合鲁迅早年写《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的时候对世界包括弱小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理解。王学谦（吉林大学）也谈到把莫言放在世界作家（文豪）中间，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影响关系，所以关注莫言的时候，也看到莫言的创作与鲁迅家族性的相似。他指出莫言和鲁迅自身都有一张魔鬼情结，都比较倾心于具有魔鬼性的英雄性格的塑造。敢于反抗黑暗，也不避讳自身的黑暗。这种魔性叙事它往往要对理性叙事所形成的传统、现实的普遍规则、秩序进行质疑、挑战。中国传统生命叙事主要是柔性生命叙事，刚性生命叙事是边缘的，莫言与鲁迅的这种刚性生命叙事实现了中国传统刚性生命叙事的现代转换。只有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刚性生命叙事的价值才能获得更高的价值和意义。张保华（黄淮学院）强调的是莫言其创作中吸收了大量的本土的、民间的文化，包括戏曲资源，参与到了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在审美态度上的抵抗式的一个东西，在本土资源对世界的抵抗中最后被世界予以承认。

陈力君（浙江大学）提出了一种冷面鲁迅在新时代的别样存在方式——浪漫的精神和谐趣的风格。她举了《眉间尺》与《阿长与山海经》作为鲁迅作品改编的两部动画短片为例，指出两部动画以童话题材和童话思维为共同符码，运用拟真场景设置和强化对立的情节结构，体现出凝重和谐趣不同的审美风格。通过对改编作品的分析，认为鲁迅作品遵循了儿童的心理思维模式，既体现了鲁迅作品改编的多种可能，更说明了鲁迅思想价值和形象符号传播具有广阔前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思潮和文化印记。孙淑芳（云南师范大学）考察了九十年来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史，对整个改编情况做了誊写式、组合式和取材式三种分类，她认为对改编方法进行研究，有助于呈现鲁迅小说与改编戏剧之间的关系，呈现戏剧改编者演绎鲁迅小说的不同方式，有助于以深入思考如何改编经典才能更好地传承经典的相关问题。她指出虽然忠实度不应该成为改编优劣的单一评价标准，但对于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来说，是否忠实于原著仍然是衡量改编成败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徐妍（中国海洋大学）认为鲁迅的文学作品很少以儿童为主人公和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群，鲁迅文学作品只是以儿童为视角，或以儿童为主人公。尽管鲁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者，但他以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形式率先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具有经典性的“顽童”与“缩小的成人”这两种具有原型性质的中国儿童形象，探索了中国儿童形象所内含的美学原则与启蒙思想，进而确立了中国儿童形象诗学的原点。姜彩燕（西北大学）梳理了鲁迅对国家主义的历史教育、军事教育、道德教育的抨击，指出要澄清鲁迅将儿童的现在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的思想，与那种主张儿童为国牺牲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念的本质差异。

施晓燕（上海鲁迅纪念馆）留意到鲁迅数次提到“武梁祠”，于是从“武梁祠”的历史兴替和艺术演变，研究鲁迅的石刻拓片辑录工作。她指出“武梁祠”只是鲁迅整理画像石工作的一个缩影，并认为鲁迅是一位观察到古代遗留的图像资料在历史、美术等领域大有可为的学者。近年来鲁迅藏书藏品的升温，这个类型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具有专业性的认识和把握。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做学术总结。他认为会议的议题设置成功，并且在议题之外，也做出了以小见大的拓进，最后强调“前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我们并非要根据时代发展去裁断鲁迅，而是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促使我们回答鲁迅，在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发现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学问，鲁迅研究要向前发展也必须要和这个时代联系起来，像鲁迅在21世纪、鲁迅在未来中国，这样的议题都值得关注。（杨姿 整理）